“1920年受伤留下的病根。脊椎骨出了毛病。我问过这儿的大夫,你知道吗?他们都担心暗伤会叫他全身瘫痪。你看有多严重!”
“我马上把他推到这边来。”日吉廖娃说。
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。保尔没有想到,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的挚友,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,他们成为他最有力的支柱。
生活照常进行。达雅做工,保尔读书。但是他刚要开展一个小组的工作,新的不幸又偷偷袭来——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。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。他做了许多努力,但是都没有效果。他知道他从此再也走不了路了,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。达雅感到了绝望,由于没有能力帮助他更觉痛苦,可是她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痛苦。
保尔内疚地微笑着说:
“达雅,亲爱的,我俩只好离婚了。当初咱们约定的时候可没有说,这么倒霉了还要一块儿过下去呀。亲爱的,今天我得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”
她不让他继续说下去。她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,把保尔的头紧紧地搂在胸前。
阿尔焦姆得知弟弟又遭遇新的不幸,就写了封信给他母亲。老太太立刻抛下一切,赶到保尔这儿来。现在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,老人家跟儿媳妇相处得很和睦。
保尔继续学习。
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的晚上,达雅带回了第一个胜利的喜讯——她当选为市苏维埃的委员了。从那天起,保尔就开始很少见到她了。下班后,达雅常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,直接去市苏维埃或妇女部,直到深夜才回家。她满脸倦容,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。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,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盼着这一天的到来。可是,新的不幸又袭来了。保尔的病情持续恶化。先是右眼火烧火燎地疼起来,随即左眼也感染发炎了。他平生头一次懂得了什么叫作失明——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。
现在,一个难以克服的可怕的障碍已经悄无声息地挡在路上,阻止他继续前进。母亲和妻子悲观失望到了极点,但是他本人却异乎寻常地冷静,暗自决定:
“应当再等一等。如果确实再也不可能向前迈进一步了,如果为了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了,如果归队的希望永远成了泡影——那么就只有zisha了。”
他给朋友们写了许多信。大家纷纷回信鼓励他坚强起来,继续奋斗。
就在保尔万分艰难的日子里,一天晚上,达雅无比兴奋地笑着告诉他:
“保夫鲁沙,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。”
保尔一面听着她叙述党支部接受她这位新同志入党的经过,一面回想起自己入党时的情形。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:
“呵,柯察金娜同志,这么说,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。”
第二天,他写信给区委书记,请他有空来一趟。傍晚,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门口停了下来,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。他是个拉脱维亚人,已年过半百,一脸络腮胡子。他握住保尔的手,问:
“哦,日子过得怎么样?你怎么表现得这么差劲?起来吧,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。”说完,他大笑起来。
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小时,把晚上还要开会的事都忘了。他一面听着保尔激动的叙述,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,最后他说:
“领导学习小组的事你就别提了。你需要的是休息,再把眼病的事弄弄清楚。不见得就没办法治了吧。要不要去一趟莫斯科,啊?你考虑一下……”
保尔打断了他的话:
“我需要的是人,沃利梅尔同志,是活生生的人。我不能一个人孤单单地活着。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。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,最好是那些小青年。他们在农村里总想搞得‘左’一点,嫌集体农庄不过瘾,要搞公社。这些共青团小伙子,你稍不注意,他们就会冲到前面去,搞冒进。我过去就是这样,我了解这一点。”
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:
“你从哪儿知道的?这些情况也是今天才从区里报上来。”
保尔微笑着说:
“你大概还记得我妻子吧?昨天你们刚吸收她入党。是她告诉我的。”
“啊,柯察金娜,就是那个洗碗女工?她是你妻子?哈哈,我还不知道呢!”他稍稍考虑了一下,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,接着说:“有了,我们可以给你派个人来,就是列夫·别尔谢涅夫。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。你们两个连性格脾气也差不多,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。你知道,我以前当过电工,所以喜欢用这样的词语,打这样的比方。对了,列夫还可以帮你装个无线电收音机,他是个无线电专家。你知道,我经常在他家戴着耳机听到半夜两点钟。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,问:‘你这老东西,半夜三更的,跑到哪儿闲逛去了?’”
保尔笑着问他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