踏马小说

第八章 卧床执笔（第4页）

我想谈谈我自己的情况。我觉得，除你之外，我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。你了解我，理解我写的每一个字。我在为健康而斗争的战场上，继续遭受生活的挤压。

我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。一次打击过后，我刚站起来，另一次打击，比上一次更无情的打击又来了。最可怕的是我无力反击。先是左臂不听使唤了。这已经是够痛苦的了，谁知紧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。我原本就只能在室内勉强走动，现在甚至从床沿挪到桌子跟前也异常困难。可是，恐怕这还不算最糟的。明天会怎么样？谁也无法预料。

我再也不能走出家门了，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。一个人既有背叛了他的、不受支配的肉体，又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、布尔什维克的意志，迫切地向往劳动，向往加入你们这支全线进攻的大军，向往投身到排山倒海、滚滚向前的钢铁洪流中去。一个人兼有这两者，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？

但是，我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归队，相信在冲锋陷阵的队伍中也会闪亮着我的一把刺刀。我不能不相信，我也没有权利不相信。十年来，党团组织教给我反抗的艺术。领袖说“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了的堡垒”这句话对我也适用。

阿尔焦姆，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像熔化的钢铁一样滚烫的话语。其实，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的。我要你和我一样相信，保尔还会回到你们身边的，哥哥，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。不可能不是这样，否则，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，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为什么还能使我们热血沸腾呢？如果面对坎坷的、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我们屈膝下跪，承认失败，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何在呢？

阿尔焦姆，即便在朋友们当中，当他们听到我这些话时，我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讶的神情。谁知道呢，或许有人会想：他是让理想蒙住了双眼，看不到现实。他们不理解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。

下面简单谈谈其他方面的情况。既成的事实是我的生活被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。这就是我的学习——读书，读书，再读书。阿尔焦姆，我已经读了很多书，收获颇丰。可以开列出一份战果清单，本国的和外国的各种著作我都读。我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，修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的课程，而且通过了考试。每天晚上，我负责一个青年党员小组的学习。通过这些同志，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建立了联系。另外，还有我亲爱的达雅，她的成长和进步，当然，还有她的爱情及她对我的温柔体贴。我们生活得很和谐。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简单——靠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过日子。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向党组织。她曾经做过家庭女工，现在是食堂洗碗工（这个小城里没有工厂）。

前几天，达雅自豪地把她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给我看。在她心目中，这不仅仅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。从她身上我看到一个新人正在诞生，我将尽我所能地帮助她成长。总有一天，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，在工人的集体中达到完全成熟。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她只能沿着这样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往前走。

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。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，想把她拉回到充斥着卑微琐事的生活中去，让她再次陷入狭隘而闭塞的圈子。我努力劝说老太太，告诉她不应该把自己往日生活的阴影投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。但是，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。我觉得，达雅的母亲总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，因此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恐怕在所难免。

握手。

你的保尔

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，坐落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。四周林木环抱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通往山下。房间里所有的窗户全敞开着，阵阵微风送来山下矿泉的硫黄气味。保尔独自待在房间里。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，那时他就会有同伴了。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有几个人在谈话。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熟悉，可是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？保尔苦苦思索，终于从记忆深处找出了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：英诺肯季·帕夫洛维奇·列杰尼奥夫，一定是他，不会是别人。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。不一会儿，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身旁，高兴地握住他的手了。

“呵，你还活着呀？怎么样，有什么高兴的事说给我听听？你这是怎么啦，一本正经地当起病号来了？这我可不赞成。你应该向我学习。大夫早就说过我非退休不可，可我好像故意让他们为难似的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”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。

保尔觉察到在他的笑谈中隐含着同情和忧虑。

他们兴奋地谈了两个小时。列杰尼奥夫讲了许多莫斯科的新闻。从他那里，保尔第一次听到了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村改造的重要决议，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
“我还以为你在你的家乡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工作呢。没想到你这么不幸。不过，没关系，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，我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了，现在你看，我不是挺精神吗？你记住，现在绝不能无精打采地过日子。这样不行!有时候我也有过不该有的念头：是不是该歇一阵了，稍微喘口气也好。毕竟上了年纪，一天连着干十一二个小时，确实累得不行。好吧，那就想想，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，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，但每次结果都一个样：坐下来办‘移交’就得花很长时间，晚上十二点之前别想回家。机器转得越快，它的小齿轮转得也越快。现在我们前进的速度一天胜过一天，结果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只得像年轻人一样生活了。”

列杰尼奥夫用手摸摸高高的额头，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：

“好，现在讲讲你的情况吧。”

列杰尼奥夫仔细听保尔叙述他前段时间的生活，保尔注意到，列杰尼奥夫一直目光炯炯，赞许地看着他。

在凉台一角，在浓密的树荫下，坐着几位疗养员。切尔诺科佐夫紧紧皱着两道浓眉，坐在小桌旁边看《真理报》。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，戴一顶半旧的鸭舌帽，瘦削的脸庞晒得黑黑的，胡子好久没有刮了，两只蓝眼睛深深凹陷进去——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老矿工。十二年前，他就放下了铁镐，参加边疆区的领导工作，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，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。这从他的举止言谈及讲话的用词上，都可以看出来。

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委员和zhengfu委员。他腿上生了坏疽病，这种痛苦的病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。他恨透了这条病腿，就因为这条病腿，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。

坐在他对面，一边抽着烟卷一边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·阿列克谢耶夫娜·日吉廖娃。她今年三十七岁，入党已有十九年了。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，大家都管她叫“金工姑娘小舒拉”。差不多还是个小女孩时，她就尝到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。

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。他低着像古希腊罗马雕像一样美丽的头，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，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玳瑁大眼镜。这个年方三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，真叫人看着不敢相信。米哈伊尔·瓦西里耶维奇·潘科夫是编辑、作家，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，他熟悉欧洲，精通好几门外语。他学识渊博，就连一向稳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。

“他就是你的同房病友吗？”日吉廖娃朝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，低声问切尔诺科佐夫。

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，脸色立刻变得开朗起来。

“是呀，他就是保尔·柯察金。亚历山德拉，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。是病魔把他缠住了，要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方去，肯定是把好手。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。总之，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，他将来还可以工作的。我是下定决心要帮他的。”

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交谈。

“他得的什么病？”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。

“1920年受伤留下的病根。脊椎骨出了毛病。我问过这儿的大夫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担心暗伤会叫他全身瘫痪。你看有多严重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