踏马小说

第二章 共筑铁路（第2页）

“……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明显的怠工行为，故撤销其职务，并把此事交侦查机关进一步审理。”

秃头本来预料结果会比这更糟。不错，指责他消极怠工并撤了他的职，显然对他的可靠性起了怀疑，但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至于博雅尔卡伐木的事情，他用不着担心，因为这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以内。“呸，活见鬼，我还以为他们真的已经追查到什么了呢……”

这时，他差不多完全放心了，一边把文件放进公文包里，一边说：

“好吧，我是一个党外专家，你们有权怀疑我。但是我问心无愧。要是我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，那只能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谁也没有搭理他。秃头走出房间，匆匆跑下楼，轻松地舒了一大口气，推开临街的大门。

就在门口，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：

“公民，您贵姓？”

他的心沉了下去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切尔……文斯基……”

这个“外人”走了以后，省执行委员会办公室里那十三个人全都紧紧地围到那张大桌子旁。

“你们看，”朱赫来用手指着打开的地图，“这是博雅尔卡站。离车站七公里的地方是伐木场。这里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材。一支伐木大军在这儿做了八个月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，结果我们被出卖了，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。木材要从六公里外的地方运到博雅尔卡站。即使用五千辆马车搬运，并且按一天运两趟计算，至少也需要一个月。最近的一个村庄远在十五公里以外。而且，奥尔利克匪帮又经常在这一带出没……这意味着什么，你们明白吗？……瞧，按照原计划，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，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。但是这些浑蛋却向森林深处伐过去。他们算得很准，知道咱们无法把伐倒的木材运到铁路沿线。事实上，我们连一百辆马车也弄不到。他们就是这样来打击咱们的!……这手段跟暴动一样厉害。”

朱赫来紧握的拳头沉重地落在地图上。

虽然朱赫来没有明说，但是十三个人都能想象得到日益逼近的恐怖。冬天就要到了，医院、学校、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居民都将遭受严寒的侵袭。车站上挤满了人，像一窝蚂蚁，火车每星期却只能开一次。

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。朱赫来松开拳头说：

“同志们，办法只有一个：这就是在三个月之内，从博雅尔卡站到伐木场修筑一条轻便铁路，全长七公里，要在一个半月以内就修到伐木场的边缘。这件事情我已经琢磨了一个星期。要想完成这项工程，”朱赫来干燥的嗓子变得沙哑了，“就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。在普夏—沃季查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，是那里的共青团员们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。因为战前曾经计划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。不过，工人们在博雅尔卡没有地方住，当地只有一座破房子，是以前的林区小学。工人们只能分批派去，每两星期轮换一次，时间再长会挺不住。阿基姆，咱们把共青团员派上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朱赫来没等回答，又继续说：

“共青团应当把能派的人都派过去。第一批先派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及城里的一部分团员。任务异常艰巨，但是只要向同志们说明白，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，他们一定会干好的。”

铁路管理局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这种办法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。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一条七公里的铁路，现在又是秋天，经常下雨，不久就要上冻。”

朱赫来看也没看他一眼，毫不客气地说：

“安德列·瓦西里耶维奇，你本应该多关心一下伐木工作。这条铁路支线一定要修成。咱们总不能什么也不做，干等着冻死。”

在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：

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了快三天了。索洛缅卡区的团员青年几乎全部派去。团省委去三位委员——杜巴瓦、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，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。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挑选的。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，一起商量了很长时间。他说，这项工程极其艰苦，万一失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后天将有一列专车运送工人到工地去。昨天召开了即将奔赴工地的党团员会议，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演说。省党委把领导这项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，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总共去四百人，其ong青团员一百名，党员二十名，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。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。是的，是柯察金。若不是屠弗塔无理取闹，挑起事端，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沙经常谈起的那个保尔。屠弗塔因为公报私仇，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。但即使在常委会上，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。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。

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。突然，屠弗塔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。他的理由让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。屠弗塔声称，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，而且过去曾参加过反对派，因此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。

我看着保尔。当屠弗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据、进行说明的时候，保尔眼睛里的表情先是惊讶，最后逐步转成了愤怒。屠弗塔说的是：在粉碎反革命阴谋的那次行动中，屠弗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里，他们去搜查一个教授的住宅。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。屠弗塔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，她问保尔：“莫非真的是您派他们来搜查我们家的吗？柯察金同志。若果真如此，那对我便是莫大的侮辱。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。”保尔回答她说，要是在她家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人，小分队会离开的。屠弗塔要求保尔说清楚，他怎么会跟资产阶级小姐这么熟悉、这么亲近。

保尔表现得不错。他控制住了满腔怒火，对他来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他是这样回敬屠弗塔的：“同志们，如果换成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，我会很恼火。但是屠弗塔这样说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，而这位同志偏偏与众不同，专门在这里乱咬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只有天晓得。朋友们，我当然要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，不过不是向他，而是向你们大家。事情很简单，我曾经在这个教授家中寄住过一阵子，那是在1920年，我们就这样相互认识了。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。至于我过去犯的政治错误，我一直牢记在心。没有哪位同志再提起这件事。屠弗塔现在的做法是不对的。等到了工地，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。”

保尔的话给打断了，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。屠弗塔受到了严厉的申斥。我想在保尔去博雅尔卡之前和他见一次面。

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人声鼎沸，各年级的头头都在召集学生开会。有人拉了一下保尔的袖子。

“你好，保尔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？”跟他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，他戴着学校的制帽，帽子底下露出一绺微鬈的短发。

小伙子名叫阿廖沙·科汉斯基，与保尔同龄又同乡。阿廖沙的哥哥也在机车库当钳工，与阿尔焦姆在一起。科汉斯基一家竭尽全力供他读书。小伙子倒也不错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，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，又来到基辅上学。阿廖沙把他求学的经过和波折大致向保尔讲了讲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