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茨维塔耶夫,你说说,为什么老是把我看作眼中钉呢?”
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。
“原来你要谈的是这个呀,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!”茨维塔耶夫故作惊讶,不自然地说。
保尔把手重重地放在茨维塔耶夫的膝盖上。
“得了吧,季姆卡,别装糊涂了。只有外交家才搞这一套呢。你干脆回答我,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意?”
茨维塔耶夫不耐烦地晃了一下身子。
“干吗缠着我?哪有什么眼中钉!我曾亲自建议你担任领导工作,可你拒绝了,现在倒成了我在排挤你。”
保尔听出他的话里没有丝毫诚意,但他依旧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,激动地说:
“既然你不愿意说,那就由我说。你认为我在挡你的道,认为我想抢你的团委书记的位置,是不是?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,就不会因为菲金的事吵起来。这种不正常的态度会损害咱们的整个工作。如果只对你我两人有影响,那就没什么关系,管他呢!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。可是明天咱们还要在一起工作,这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?你听我说,咱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。你我都是工人。如果你认为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,那就请你把手伸给我,从明天开始咱们好好合作。要是你不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扔掉,还是一味地闹无谓的纠纷,给事业造成损失,那么,今后我就要为每一次损失向你展开无情的斗争。这儿是我的手,握住它吧,现在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。”
保尔非常满意地看到,茨维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到了他的手掌上。
一个星期过去了。已经过了下班时间,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了。但是托卡列夫还没走。他坐在一张靠椅上,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些新材料。这时,响起了敲门声。
“进来!”托卡列夫说。
保尔走了进来,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。
“这是什么?”
“大叔,这是我要负起责任来的保证。我觉得是时候了。要是你同意的话,请给予支持。”
托卡列夫看看表格的标题,又凝视了这个年轻人几秒钟,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。在介绍保尔·安德列耶维奇·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gongchandang(布尔什维克)的介绍人党龄一栏里,用刚劲的笔迹填上了“1903年”几个字,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。
“填好了,孩子。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。”
屋子里又闷又热,大家只有一个念头:赶快离开这里,到火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区的林荫道上去,到栗子树底下乘凉。
“快点结束吧,保尔,我再也受不了啦。”茨维塔耶夫热得汗流浃背,央求道。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齐声附和他。
保尔合上书,小组学习结束了。
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,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急躁地响起来。茨维塔耶夫提高嗓门,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说笑声,同对方交谈着。
他挂上听筒,转身对保尔说:
“车站上停了两节专车,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乘坐的。他们的电灯坏了。列车过一小时开,得把电灯修理好。保尔,你带上工具箱走一趟吧。任务挺紧急。”
两节漆得亮光光的国际客车停在车站的一号站台。一节用作客厅车厢窗户很大,里面灯火通明,旁边的一节车厢里却是黑漆漆的。
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,抓住扶手,打算走进车厢。
突然,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,一把抓住他的肩膀,问:
“公民,您上哪儿?”
这声音挺熟悉。保尔回头一看,来人穿着皮夹克,戴一顶大檐制帽,细长的鹰钩鼻子,流露出戒备的神情。
他是阿尔秋欣,直到这时他才认出了保尔。于是,他放下了搭在保尔肩膀上的手,严厉的表情也随之消失了,但是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。
“你上哪儿去?”
保尔简短地说明了情况。这时,从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,说: